其实，减税也好，提薪也罢，都不是一个新话题，但将其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路提出，的确不乏新意，亦说明政府开始正视国民财富的大蛋糕中，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比例扭曲问题。

　　就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在国民财富分配中的现状看，三组数据的历史变化可以一目了然地揭示其中的问题：

　　一是改革开放3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1％，都远远低于GDP年均增速。这一方面说明经济成果大部分归于国家，这从财政收入最近几年高达20%以上的增长可以说明，“国”与“民”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居民购买力低下导致产能过剩和结构失衡；二是近十年来，就投资、消费、进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论，消费在GDP里的贡献从60%下滑到目前的36%，不仅远远落后于诸多发达国家，更落后于“金砖四国”的其他国家；三是1997年～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降至39.74%；利润挤占工资的现象突出。

　　现实的情况是，收入分配改革已经提了多年，由于利益关系的复杂，推动的难度非常大，在政府支出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让政府减税观念上没任何问题，但实施起来很困难，导致整个收入分配改革处于僵持状态：政府不愿意降低自己收入增长的大好态势，垄断企业不愿意吐出垄断利润，而竞争性的企业在利润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没有更大的加薪空间，最终就是居民收入的止步不前和消费的滞后，不得不依赖出口的周期律和恶性循环。

　　人大财经委调研的思路无疑是对的，但减税也好，提薪也罢，需要足够的魄力和智慧。这的确是一份不得不去面对的政治考卷，它从民生和经济转型的各个层面考量着社会的民生含量和执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