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回，公众一边倒地理解了职能部门的严苛：只要主考方尽到了告知的义务，考生当然要为自己的迟到担责，身为“准公职人员”，守时确实是最基本的要求。根据深圳相关部门的要求，公务员资格初审在15日8:30到12:00进行，初审公告说得很明白，考生须于当天上午8:30前到达指定场地并签到，而在审查开始后到达现场候审者，视为自动放弃。然而迟到者却认为，深圳有关部门只发了公告却“未以电话或短信通知本人”，并将公告规定理解成“12时之后到达才应视为自动放弃”。

    这显然是一种不甚高明的诡辩。主考方只要传达了初审要求相关信息，就不存在选择什么路径的问题，布告还是短信、抑或电话，没有固定的范式，你既然知道当天初审的情况，就说明对方告知义务已经履行充分；至于“12时之后到达才应视为自动放弃”的说法，也悖逆常情常理，即便是最宽松的考试，开考一刻钟或半小时也不可能入内，怎么可能将参考资格自由延伸至考试结束？

    每个人都有特殊情况，而制度的威严就是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拒绝 “下不为例”的种种特殊情况。这不是所谓人性与纪律性的较量，因为真正的纪律，恰恰是众人之“仁”的集结，“网开一面”多了，制度原则就成了绕指柔。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公考严而苛之，也算是开了个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