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享受带薪年休假，在休假期间获得休息，有利于身心健康，在享受闲暇之时实现了自由，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带薪年休假制度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表现。劳动者通过行使协商权、检举控告权、请求调解权、请求仲裁权、诉讼权等权利，实现自己享受带薪年休假的权利。国家则通过立法权、司法权、执法监督权等公权力的行使，保障本国带薪年休假制度的实施。用人单位则要按照法律法规、集体合同、劳动合同、规章制度等履行法定或约定义务，让本单位的劳动者实际享受带薪年休假。

从世界各国来看，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十分注重通过协商权的充分行使来达到最大程度享受带薪年休假权利的目的，以法国为例，法国劳动者的带薪年休假制度是工人大罢工之后由法国总工会和雇主协会协商而来的，法国人在带薪年休假制度的实施中延续了这种集体协商的方式。法国劳动法规定带薪年休假30天，但劳动者通过集体协商可获得5-6周的带薪假期。

带薪年休假权利的救济方面，世界各国采取了多途径、多层次的救济方式，如日本法律规定企业内设劳资纠纷化解机构，该企业可获得政府奖励；美国政府则内设了调解机构；英国设有仲裁服务中心，独立于政府，提供免费咨询服务。

在带薪年休假的具体时间安排上，我国采取的是用人单位单方决定为主的原则，但用人单位在决定职工年休假时，要考虑职工意愿及生产和工作的具体情况。如何保证劳动者依法享受带薪年休假，又不影响用人单位生产和工作？《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6条第2款规定：工会组织依法维护职工的年休假权利。因此，工会应通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式制定本单位带薪年休假制度的实施细则，在劳资双方协商带薪年休假过程中起到桥梁作用，一旦劳资双方就此发生争议，工会应积极调解该类纠纷，如果职工因此提起诉讼，工会应予以支持。

在各地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存在较大差距，市场竞争激烈、多种用工制度并存的情况下，短时间、大面积施行带薪休假，难度的确很大，这是中国的国情。我国婚姻法、计划生育政策、九年义务制教育等政策法规的贯彻，也都经历了类似过程，而非一声令下就可辞旧迎新。期望“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带薪休假就普降给所有职工了，那是不太现实的。但也决不可因此而丧失信心，应以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信念，努力克服现实困难，循序渐进地扩大带薪休假覆盖面，直至最后让大多数劳动者的休假权名至实归。

自2008年1月1日国务院开始施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起，贯彻带薪休假就不再是自选动作，而是各级政府责无旁贷的工作任务。广东省、山东省发布的休闲计划(或纲要)，重庆、南京、苏州、温州等城市发布的专项文件，都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公务员带头贯彻带薪休假，这既非“先天下之乐而乐”，也不是摆谱作秀搞形象工程，而是带头执法、正人先正己。如果对此也大惊小怪、想入非非、说三道四，只能表明他的国情知识和法律意识太过浅薄。当然，带薪休假除了依靠各级政府的自觉推进，对于借故推诿、进展不力、成效不彰的，人大、政府、政协还应加强执法检查、督办和建议，以增强贯彻落实的强制性，维护国家法纪权威，让更多的职工享受带薪休假的福利。